……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
家庭伦理的立足点在性情，再延伸出去，社会人伦关系何尝不是性情？在孔子时代，尽管出现了礼崩乐坏，但人与人之间毕竟还有深厚的情谊，这只要看看《论语》中的友道、义道、信道，更重要的是勇于任事而又善于修养自己的君子的风度。然而，近代以来，我们打倒了传统的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核心的教育制度，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在却越来越暴露出中国教育的无奈、无能和危机来。
在文化根浅的社会，人会逐渐变得注重物质而让生命变得虚无，人也会越来越自我、脆弱或甚至迷失。所以尽管现实丑恶，但我们仍可寄情将来。这样的教学方法是把文化重新种入你的生命里，不单讲知识，而是在教学过程中令你吸收，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否则便只作为一种学术科目，只有工具价值。[11]霍韬晦：《为己之学的真谛》，《法灯》228期，二00一年六月。难道非要大死才能大生吗？针对这样的现象，霍先生在香港倡导亲亲教育。
又针对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非人性化倾向，在企业管理方面提倡人的管理与心的管理，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上。据回忆，唐君毅曾经说：儒学只在大学里不是他的理想。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一种精神气质：勇于追求真理，具有刚正不阿的正气。
（《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谁不行仁政，谁就垮台。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孟子对君臣、君民关系的论述中。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法言·吾子篇》）牟子《理惑论》云：杨、墨塞群儒之路，车不得定，人不得步，孟子辟之，乃知所从。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孟子生活的时代，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开圣人之道，以断群疑。
（《孟子·梁惠王上》）即禽兽互相吞食，人且厌恶它，何况人类互相残杀。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仁则得民，不仁则失民。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三、孟子批判精神的现代价值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对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孟子·公孙丑上》)，加配了义与道之气，自然不是先天的自然之气，而是社会化了的人伦之气了。扬雄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
实际上，文天祥不仅用诗，更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这种浩然之气。荀子的道与孟子的高远与超越相比，就显得具体、实际多了，甚至有更多现实功利的考虑。
[20]张奇伟：《亚圣精蕴：孟子哲学真谛》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假若通常手段不能奏效，孟子主张采用非常手段，即以有道伐无道，取消无道之君的君主资格。
这是说，臣民不但可以背弃君主，而且还有权废置君主。《孟子》一书中，和凡两见，一见于《孟子·公孙丑下》，言地利不如人和，一见于《孟子·万章下》，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遇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这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加深了社会矛盾。先顺着诸侯们的味口来，然后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做法。
前293年，秦国大破韩、魏兵于伊阙，斩首24万。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他相信,通过自我努力人类本性可得以完善,固有的美德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天人有可能合一,使他能够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保持批评态度。程颐说：天人一也，更不分别。
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一观点对于宋明理学影响极大，张载、程颢、程颐都接受了孟子的这个观点，并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和论证。
三是文化传承、文化批判精神。对于孟子的辟杨墨，历代儒者给予高度的赞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孔子所处的时代，尽管西周礼乐文化的秩序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孔子从维持社会的和平安定出发，他大体上是表示维护态度的，但到了孟子时代，诸侯相继称王，周王室已经不可能重振威权，同时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天下重新走向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就提出了民本思想，把着眼点从一切为贵族而设的转向了一切为民而设，具有了民主政治的新思维。
[6]张立文主编：《道》第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谁行仁政，谁就称王，这就是保民而王。
只要百姓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只要百姓们能够不受到伤害，国君就应该放弃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放弃江山社稷。（《孟子·尽心上》）物，在先秦儒家的概念里，即是指天生之万物。
儒者就他们在社会政治层面的社会批判而言类似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还有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道统和为护卫道统的宗教精神，这则是西方宗教家所具有的。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
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思想上大有成就。这与古代中国士人有非常接近的地方，如先秦士人他们以道为承担，不愿自贬身价去入仕，比较温和的自诩为王者之师，激烈的则猛烈地攻击一切看不惯的现象。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才，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他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认为自己有责任站在儒学正统的立场上去回应各种非儒学派的质疑和责难，以维护儒学的纯洁性。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对于这样的能够解民于倒悬的王者之师，孟子则加以赞扬，因为他们是为民而战的正义之师，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因为他们是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老百姓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孟子·滕文下》）。
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持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这种以礼治、德治、仁政为内容的王道之治，逐渐转变为兼并争夺，恃力称强的霸道主义，便成为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政治变革的一个总体趋势。
儒家的批判精神就是以道为价值理想的广泛批判，是居高临下，高屋建瓴的批判，不是破坏性批判，而是建设性批判，是有破有立，以立为破的批判。[2]据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驺人也。